北伐出兵时，诸葛亮以赵云“将军年纪已高，倘稍有参差，动摇一世英名，减却蜀中锐气”为由，没有安排赵云随军出征。本是从爱护出发，赵云不但不领情，反而斗气地说：“吾自随先帝以来，临阵不退，遇敌则先，大丈夫得死于疆场者，幸也，吾何恨焉？愿为前部先锋。”而且态度坚决，“如不教我为先锋，就撞死于阶下。”这些都写在《三国演义》第九十一回里。这第一次北伐，由于马谡失街亭，导致全军被动，造成很大损失。赵云率领的那部分，只因赵云与邓芝相互配合，顺利撤军，相对没有多大损失。对此，孔明大喜，亲引诸将出迎，搞得赵云十分不自在，慌忙下马伏地，并说：“败军之将，何劳丞相远接！”孔明对此是急扶起，执手而言，显得尤为亲切感动。当听了邓芝的介绍后，由衷感动，赞扬赵云“真将军也！”遂取金五十斤以赠赵云，又取绢一万匹赏云部属。对此，赵云反而不以为然，予以推辞：“三军无尺寸之功，某等俱各有罪者，反受赏，乃丞相赏赐不明也。”以上见《三国演义》第九十六回，在诸葛亮看来，之所以这样做，是出于对赵云的关心，爱护，赞赏，以此激励全军。这出发点无疑是好的，在孔明看来是尤为必要的，因为三军在失利面前需要提高斗志，需要激励。孔明本想借赵云之事鼓舞三军士气，告诫三军将士当以赵云为榜样杀敌报国，对于有功者我是不惜重金奖赏的，哪知赵云不但不配合，反而予以责问“乃丞相赏罚不明也！”将一件好事，因为没有把握尺度，反而闹得自己很被动。

其四，关于苟安一事，本是听部下建议，想把事情办得周全一些，不想弄出许多麻烦来。

苟安本是个都尉，受李严派遣，押送粮米至军中交割，由于其好酒，于路怠慢，违限十日。孔明对此十分生气，对苟安说：“吾军中专以粮为大事，误了三日，便该处斩。汝今误了十日，有何理说？”喝令推出去斩首，本来在蜀人看来，孔明是“严刑峻法”，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执法公平”。按这种说法，孔明本会立即处决苟安，可是却偏不是这样。身边长史杨仪说：“苟安乃李严用人，又兼钱粮多出西川，若杀此人，后无人敢送粮也。”听了长史杨仪的话，诸葛亮又改变了主意，没有处决苟安，只是呵斥武士去其缚，仗八十放之。这样一件事按诸葛亮一贯的做法，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以死罪处决之，一了百了。但由于长史杨仪的提醒，想到苟安是李严的用人，怕以此得罪了李严，又怕因此而弄得再也无人敢送粮也，因此徇情枉法，不但坏了自己一世的英明，而且为自己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苟安被责，心中怀恨，连夜引亲随五六骑奔赴魏寨投降，而后又受司马懿指使，回到成都，散步谣言说孔明有怨上之意，早晚欲称为帝。这些谣言传到后主那里，刘禅一时不知表里，急忙召回诸葛亮，后来诸葛亮从后主那里证实此事为苟安所为，一大批宦官因此做了替罪羊。蒋琬、费祎，因不能察觉奸邪，规谏天子，也受到了责备。

以上四件事作为最高统治者来说，都是日常工作中常遇到的平常小事，只要以平常心对待就可以了。但诸葛亮偏偏以为自己是个智者，做事要求万无一失，而事情的结局偏偏是应验了那句古语，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一个智者将事情想得再周全，也有没考虑到的地方。

让董允去皇宫看护刘禅，本可以看作诸葛亮分内的事，因为诸葛亮受到刘备托孤时就说过那样的意思。诸葛亮也承诺过尽股肱之力辅佐刘禅，把董允派往宫中就是一件尽股肱之力的分内小事。到此为止，人们也无什么怨言。但偏偏智者不到此结束，他又担心别人认为这样做是任人唯亲，在安排董允进宫时，同时安排了郭攸之进皇宫，以此糊弄世人，结果闹出了更大的麻烦。

马谡守街亭，也本是一件不应该发生的事。既然先主叮嘱马谡这人要慎重，那么就听先主的慎重对待，慢慢考察，即使关系好得如父子一样也更应该慎重。只有慎重才是更大的爱护，而且世人一直以为“诸葛一生为谨慎”。他自己也这般认为，可是就是这么一个一向办事向来十分谨慎的人，却偏偏在这件事上不谨慎。在众人的不同意情况下，偏偏让马谡守咽喉之地街亭，临行之前，千叮嘱，万嘱咐，还派上将军王平同去，结果马谡丢了街亭，导致三军被动。诸葛亮对马谡的使用实际上不能说不慎重，相反是十分谨慎。他让马谡去守街亭，是想给马谡一个表演舞台，让实践证明马谡是有真才实学的，是想告诉蜀人，他这样做不是违背先主圣旨，相反是慎重对待圣旨，是想借此告诉蜀人，他要让一切有才干的人都能发挥才干，不受任何条条框框的限制。他却因为自己是智者，从来不怀疑自己对马谡的认识是片面的，不怀疑自己让马谡守街亭到底是否真的合适，不反醒为什么有人反对他这么做。他的所有心思在怎样让马谡在街亭取得成功！所以酿成大错。

对于赵云，他只是注重关心，爱护，尊敬，忘却了他一向秉承的公平执法的原则，忘却了奖罚分明的原则，只想借赵云炒作，鼓励士气。没有考虑到这样做的结果相反是对赵云的损害，而且对自己也是损害。

对于苟安，也是如此。本该依法办事，一了百了，不想因徇情枉法，酿造更大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