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大的指点下，他用最露骨的、最刺激的语言，描绘男女之间那些最肮脏的勾当。那些令人难以启齿的黄色下流的故事，在他的烘托渲染之下使这帮同犯们听得津津有味。

听到过瘾之处，老大不断地提示：“要详细交待，那个荷兰ji女，是怎么和你玩的，详细交待玩洋妞的感受。”

他开始一五一十地将阿姆斯特丹***的故事复述一边，其中加了许多yin亵的细节，满足着这些****人格的好奇心，也借机用以填补自己空虚的灵魂。

如此这般，“老大”及“众弟兄”才放过了他。他成了他们中间的“小秀才”、“二诸葛”。以后同犯们凡有写诉状，写辩护词，了解法律方面的常识都来找他了，几个月后，他反而成了监室的老2，

他们称他“军师”。等那老大被判了刑，他就自然升为了老大。

不过，那晚他头脸青肿，只睡了小小的一会，就又起来，望着铁窗外一钩残月，往事如烟仿佛历历就在眼前。他想大哭一场，发泄一下，但是欲哭无泪。

163

淡淡的月光，洒在李一帆那毫无血色的脸上。他带着深深地创痛回顾着自己36年所走过的人生之路。

他出生于小学教师的家庭。那是东北一个美丽的小城市，四周青山环抱，黑水河从城边流过，带走了童年的欢乐，留下了无数的心酸往事。

他出生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天，爸爸为他取名冬平。边境线对面的“老大哥”突然翻脸，使新中国陷入“三年自然灾害”困境中。

身为小学教师的父亲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对老大哥在东北的作为有所不满，爸爸被划为右派。

他在7岁上下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爆发。父亲被关进牛棚，送到了郊区的农场进行改造。

那是一段令人难熬的岁月，母亲一人撑起了家庭的那方天地。

他那****先天残疾的大哥架着双拐带着两个年幼的弟弟，每逢星期六总要冒着寒风去汽车站苦盼，他们去接从农场归来的疲惫不堪的爸爸。这是爸爸经过反复争取，得来的丁点权利，他要充分享受这一天。这一天他什么活都干，洗被褥，劈柴禾，买煤，仿佛为了偿还他为家庭欠下的债务，他用自己胡子拉碴的脸亲着每一个孩子。这时，这个堆满愁云的小屋有了难得的欢笑。这是一个难得的星期天。

欢乐的时光总是很短很短，痛苦的岁月总是很长很长。一天时间过去了，爸爸又要踏上漫漫的归途。星期一的早晨，一家人围坐在一起，默然地吃完早餐。

妈妈对大哥说：“春平你腿不好，在家歇着，我和夏平、冬平去送你爸。”李一帆跟着妈妈去了。

寒风扑面，透过树叶凋零的树丛，可以看见远处白雪皑皑的白山山脉，黑水河冰雪封锁，天空显得更加寂寥空廓。大街上行人稀少，妈妈和爸爸在前面走，夏平和冬平跟在后面。

爸爸忧郁地对妈妈说：“下星期，可能回不来了，这星期是我跪着求他们，他们才答应的。我死不足惜，我担心的是孩子。”

妈妈脸上毫无血色，她隐忍着即将流下的眼泪说：“孩子他爸，

你不能死，孩子还小，你可千万挺住，你死了我可怎么活呀!”说完，

她掏出手绢擦着眼角的泪水，抽泣起来。

爸爸的眼圈红了，他无奈地看’了看深邃的蓝天，说：“我不会死的，我要活下去，如果我死了，就是被人害死的。你不知道那里的日子。”爸爸沉默了，他显然并不想把农场的生活告诉妈妈，增加她的担心。

去郊区的班车带走了爸爸那瘦骨伶们‘的身影，以后他看到爸爸就是照片中的爸爸了。那是他的遗像，照片中的爸爸有一张棱角分明的瘦长脸，一副学者式的黑框眼镜后面是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厚厚的嘴唇，脸上露出慈父般的微笑。

爸爸没有再回来，留给冬平幼小心灵中的印象，是一张胡子拉碴的笑脸，那笑是一种苦中作乐的笑。那笑长久地烙在了他的心中。

在那个滴水成冰、寒风凛冽的冬季，爸爸在他们的生活中永久地消失了。农场的造反派冲进了他的家，他们抄走了爸爸的所有日记、笔记，说是爸爸作为苏修的特务，畏罪自杀了，爸爸的尸体被匆匆火化。直到“文革”结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爸爸的冤案才得以平反。

是母亲冒着霏霏的秋雨，带着两个小儿子，在农场后面那块乱坟岗找到了爸爸的骨灰坛，那是一个用油纸封住口的酱紫色坛子。

母亲带着巨大的疑惑走访了火葬场，了解到爸爸实际上被造反派打死的，他的尸体被推进火化炉时********，伤痕累累。大白布幔上还用墨汁写着打倒他的口号，他双目大睁着，死不暝目。火化后的骨灰被装在一个装酱菜的坛子里，扔在乱坟岗上，被那个孤独的看林老人悄悄埋葬了。好心的老人在那下葬的地方栽上了一棵松树。那年头冤死的人太多，老人抱回的是坛子而不是骨灰盒，他的印象深极了。

在老人的指点下，妈妈带着两弟兄流着泪用双手挖着松软的泥土，雨水和着泪水滴在泥土中，终于挖出了那个酱色的坛子。妈妈抱着坛子失声痛哭，那场面，撕心裂肺，催人泪下。那场面，深深地印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妈妈和他的二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