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东极不情愿地拖了一周，无奈拖不过细致的仲副厅长，起草了《关于扬子江出版社出版照相画册的情况报告》。报告是报厅党组和省“扫黄”领导小组，也即厅全体领导和省委、省政府分管“扫黄”领导的。当然，对于邬历等人接受贿赂的情况略而不报。因为未经调查，只是书商一面之辞。仲副厅长认真阅改了报告后，提笔批示：“请厅党组成员传阅。”于是党组成员一一画圈。
一天之后，谭厅长铁青着脸把他那龙飞凤舞的批示亲自送到了郑东手上。郑东一看，谭厅长批道：“照月清同志的批示办。此文不发，今后这类事上报要慎重。”
郑东看了，呆愣了半晌才回过神来，追上匆匆推门离去的谭厅长，追问道：“谭厅长，你的批示什么意思，此事是不是你看了之后，就算了。”
谭厅长对于郑东责问的口气颇感不快地说：“你们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说完头也不回地拂袖而去。
仲副厅长听了汇报后，长叹一声，长时间地沉默。随后悄悄地把报告撕碎，扔进了字纸篓。
谭厅长对郑东更加客气了，有点敬鬼神而远之的意味。以谭厅长的性格来说，他对凡关系密切的亲信哥们儿常常是声色俱厉，有如身兼严父慈母二职的家长训子女，外表严厉，内心还是宽容的。涉及诸如房子、位子、票子等问题都有倾斜，他称为这是“人才战略”，对人才的倾斜是理所当然的。凡对部下开始恭敬、客气，就是对你有了戒心，是疏远的信号。
有一次，郑东在院中巧遇谭厅长，厅长正抱着自己的孙子悠闲踱步，郑东与之招呼，谭厅长却对呀呀学语的孙子说“喊爷爷”。郑东比谭公子大不了几岁却有幸获爷爷称呼，被搞得哭笑不得，只好连声说：“是叫伯伯。”说完快步离开。对这一点，十分敏感的郑东是洞若观火的。
半年之后，新闻出版署正式发文，作出对出版夹杂有yin秽**内容的扬子江出版社处以罚款五万元，由地方财政收缴的行政处罚决定。文件送到谭厅长手中，他先是将文件留下不发，希望就此蒙混过关。无奈省财政厅也收到了抄件，紧追不放。他便指示，由厅财务处垫支五万元了事。此事传到仲副厅长耳边，她已麻木不仁了，只是无奈地摇了摇头。
此后，郑东对一向敬重的谭厅长便有了看法。而邬历则被谭厅长公正地免去出版社社长职务，改任刚刚组建的扬子图书贸易进出口公司总经理。
4
1994年，全国“扫黄”办公室要人帮忙，“扫黄”办领导南风亲自打电话给谭冠。谭厅长愉快地推荐郑东前往，并在电话里说了郑东许多优点，说他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我厅乐于向全国“扫黄”
工作输送人才云云。最后，当然也不忘适时地恭维领导为“当世伯乐，慧眼识英才”等等。此时，郑东与谭厅长关系也颇微妙，类似他这种喜怒哀乐溢于言表的人，当然是掩饰不住对谭厅长的厌恶，言谈话语之中便有了些许不恭之词，好事之徒再传至谭厅长耳中，两人在无形中又加深了隔膜。为了消解隔膜，郑东也乐于到北京工作一段时间，让时间来弥补双方感情上的沟壑。于是愉快地去北京报到。谭厅长一方自然不说借调半年的话，在公开场合都有意无意地散布，郑东调北京将获重任，必一去不复还的舆论。
令谭厅长没有想到的是，半年之后，郑东谢绝了南风的一再挽留，婉言推辞了要他调京工作的要求，原因当然与当年那位老首长留他在中南海工作是一样的。他带着全国“扫黄’功、公室领导和弟兄们在工作中结下的诚挚友谊返回古都。半年在全国“扫黄”办工作的经历，使他感到北京人的坦率和真诚。
5
当郑东带着一种重返故居的亲切之感，跨进这座精致的小院时，当年和首长一起工作、生活的场面油然浮现在眼前。他以自家人穿廊入室的随便与警卫室、秘书室的熟人一一握手，互致问候，含笑致意。首长已早早地坐在会客厅的靠椅上等待他的到来。
郑东健步走进会客厅，83岁的首长正戴着他熟悉的黑色塑料框老花眼镜，聚精会神地阅读着一本线装书。不等首长起身相迎，郑东大老远即伸出双手快步相接，紧紧握住首长绵软的大手，亲切地唤上一声“首长好!”
他拉着郑东的手亲切微笑，用带着浓厚广东口音的普通话问道：“小郑，你什么时候来的?”
郑东一边大咧咧地将身体压在沙发上，跷起二郎腿，一边大声回答首长问话：“我给你带来了泽湖大闸蟹和古都叫花鸡，已交给王阿姨，让肖师傅中午烧给你吃。”
“泽湖大闸蟹，有不少是假冒伪劣的。”首长淡然一笑说道。
“我带给首长的，绝对是真家伙，郑东何等人物，能买假的蒙首长，是我亲自到水产品进出口公司挑的，只只个大肉肥黄多，现在什么时候，正是秋风蟹熟时，你中午吃吃看就知道，香港总督吃的也只不过如此。”郑东眨巴着眼一本正经地说。
首长哈哈一笑说：“你先别吹，待会吃吃看就知道，你知道人家背后叫你什么——‘郑大吹’，这次到北京来干什么呀?”
“我这次破天荒地开开洋荤，后天出访德国。”郑东不无得意地说。
“你现在在干什么呀?”
“我现在搞‘扫黄、打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