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百姓有这样的心态，徐君然心里面其实是理解的，形象工程的确成了一种变相的腐败。

人们一直有把“形象工程”与“政绩工程”混为一谈的倾向。实际上“形象工程”与“政绩工程”不是一回事。事实上。人们在说“形象工程”的时候，标准是混乱的、不清晰的。我们看到、听到的“形象工程”往往多在贫困或者不富裕的地方出现，好象富裕地区没有“形象工程”问题。但“形象工程”到底是指超出财力的建设，还是指超出必要的建设？如果所有超出财力的建设就算是“形象工程”，那么贫困地区为了解决发展必需而“集中精力办大事”又该如何理解？富裕地区超出必要的建设也不少，而且往往成了引人赞叹的成就标志。这又使人觉得一种建设算不算“形象工程”，重点不在于建设是否超出必要，而取决于财力是否足够。

如果说“政绩工程”以大大小小的私利而否定了自身的合理性，那么“形象工程”的不合理。不在于出发点上的自私，而在于内在逻辑的败坏。“形象工程”作为一种“为民众谋利益”的建设而出马，但设想的逻辑是民众并不知道自己的利益在何方，因此哪怕受到民众的反对也在所不惜。“形象工程”设想中的民众是一帮没有能力看到自己利益的愚民，必须由智慧的领导来安排命运。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工程的“出发点”如何。而在于不受欢迎的建设为什么能够上马，政府为何成为形象工程的提款机，社会何以成为权力者随意取予的对象。在这里，民意成了一个虚拟概念，被视为愚民的民众并没有进入决策过程，民意代表集聚的权力机关成了“形象工程”的全力配合者。“形象工程”与“政绩工程”的实质是民意不能决定决策结果。社会权力的专断内在地决定了“形象工程”与“政绩工程”的产生，所以真正的问题并非怎样制止“形象工程”。而是怎样制止社会权力的专断。

当然，这些都是后世的专家们总结出来的经验，徐君然虽然知道，却不能对任何人说。他更加明白，“政绩工程”四个字是美好甚至神圣的，不可以随便乱叫，它至少要符合以下四个条件：一是有利于国计民生；二是主事者出以公心。不谋求个人私利；三是经得起时间和实用的考验；四是主事者不自我表功。但是因为“政绩工程”有如此的美名盛誉，于是成为贪官们觊觎的目标。

徐君然看着这几张报纸。心里面又是高兴又是担心，高兴的是这些报纸上没有对他所管辖的工作提出质疑，甚至还有点儿褒奖的意思。可担心的却是，这里面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白林一个人。

白林看了会怎么想？会不会认为是自己搞的鬼？如果这样就不好了，倘若白林再把这种怀疑传递给上级组织，上面的领导岂不是对自己有了看法？一个人一旦被组织上有了看法，这个人的仕途也就差不多到头了。这样一想，徐君然不觉惊出了一身冷汗。

又翻看了那几张报纸一会儿，徐君然又看到了丹江生活报的另外一篇《丹江市经济建设成果显著》的文章，从时间上看，是前两天的事情。上面是一张照片，只见七八个穿着正式的领导干部，围绕着市长贝超群，正在视察丹江市新近成立的一个经济开发区。照片下面，附着一行文字：“丹江市在改革开放招商引资工作当中成效显著，一共引进外资企业十几家，投资意向近五十项，涉及投资近亿元。”

放下报纸，徐君然心里面暗暗的仔细琢磨了起来，这个事情都跟仁川县有关系，同样也跟市里面的领导有关系，经济建设是市长贝超群的成果，属于正面报道，群众上访是段世杰的心腹白林搞形象工程引起的，属于批评性的报道，一正一反，不知是偶然的巧合，还是事出有因。他不由得想起柳强之前对他的暗示，想起段世杰对他伸出的橄榄枝，很显然，如果真是有人策划，那策划者一定是权力中心地带的重量级人物，这就意味着丹江市政坛两个头面人物的较量就此拉开了帷幕。

一想到这个敏感的问题，徐君然不由得有些激动。仿佛心里透进了一丝亮光，让他看到了某种希望。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凭他的感觉，这伤的多半是白林。因为不管段世杰胜败如何，最后的结果必然是白林要么黯然调职离开仁川县，要么就是平步青云高升，但不管怎么样，县委书记的位子空缺下来。对他来讲，何尝不是一个机会？尽管他知道这个机会不属于他一个人，还有县里面其他人，还有想不到的人，他依然有一种控制不住的兴奋。

就在这时。电话响了，徐君然接起来道：“你好，我是徐君然。”

电话那头传来了一阵爽朗的笑声，笑完了之后，贝超群淡淡的开口道：“徐县长，现在忙什么呢？”

徐君然一愣，笑了笑道：“没什么事情。正抽烟呢，怎么了？市长。”

贝超群说道：“有空看看报纸嘛，最近不少新闻呢。”

挂了电话，徐君然心想。此刻的贝超群一定也看出了问题的实质，看到了希望的亮光，否则他不会这么高兴，更不会把电话打到自己这里来。按照常规。要真是他策划的，他会装得不露声色。绝不会主动向外张扬，生怕别人怀疑是他搞的。按着这种逻辑来分析，贝超群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