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又要说到制度问题，其实三省制度出来后，中国政治制度基本完善了。

尚书执行，门下审议，中书决策，再加上言臣监督，后来各国变来变去，无外乎还是这四个基本核心，只是换了一种形式罢了。

比如宋朝的差官制度，宰相久掌朝堂，对国不利，因此宰相做了几年后得让他下去，然而这个宰相不甘心呢？现在有了差官制，便很好解决了，比如赵顼让韩琦下去，于是制特授守司徒、检校太师、兼侍中、扬州大都督长史、淮南节度、扬州管内观察处置营田等使、判相州军州事、同群牧兼管内劝农使，加食邑一千户，实封四百户，仍改赐推诚保德崇仁宗正协恭赞治亮节翊戴功臣，散官勋封如故，仍令所司择日备礼册命，主者施行。又赐第一区于京师，擢其子韩忠彦为秘阁校理。

其实真正的官职就是判相州。

但是这些守徒、检校太师、侍中、扬州大都督长史、准南节度使、扬州管内观察处置营田使，都是拿工资的最顶级职官，一是会使很多工资，二有了足够的荣誉，好了，朝廷没有委屈韩琦了。

再说这个监督，到了后世，也不过如此，只不过监督的手段变多了，纪检部门的盘查，是一种监督，律法判决也是一种监督，舆论也是一种监督，民主国家选票制度也是一种监督，选你上台了，你得做好，做不好，俺们下次就不选你了。

然而也不要以为它们就真的进步了，

律法判决，弄不好就成了打压政敌的工具。

至于这个选票与舆论，那就……呵呵……呵呵了。

就象王巨在彼岸实行的制度，上层不采纳选举制，这玩意儿弄不好就是一个个笑话，试问们能有多少政治嗅觉？于是谁的金主多，谁能控制更多的媒介舆论，谁能吹，谁就上位。

但下层则可以避免这一现象，都是乡里乡亲的，什么能力，什么品性，不用舆论操控，大家都有所了解。然后再出台一些律法保障，比如某人拳头大，家人十八个兄弟，谁不选俺俺们就揍谁，好了，马上黠字流配三年，那么就能保障其公平性与不受操控性。

再从庞大的基层中，选出脱颖而出的官员担任中层官员，在这之后，则是精英换届制度了，至少不会受资本干涉，同时上来的顶级官员有丰富的从政经验，至少不会出现宋徽宗、宋高宗与宋理宗那样的主。

然而这样的制度就完善了吗，还有许多不圆满的地方。

另外一个问题则是王巨再三所说的，权利的分配。

现在制度基本上就是决策、审议、执行与监督四种，但一开始时三省制度是尚书最贵，到了唐朝变成了中书，决策最贵，后来又变成了门下，审议最贵。

也就是文彦博这个官职，如果不放权，它也没有多少实权，权当是一个高级顾问。如果放权，那么就是实打实的位于宰相之上！

蔡确忧虑的离开皇宫，迅速写了一封信通知王巨。

王巨也迅速回了一封信，说这是必然。但也没有蔡确想的那么悲观，因为有一点，那便是韩缜。

朝廷也同意了将陕西路一切为二，陕西南路无疑更富裕，不仅有河中府长安等后方富裕的大州府，秦凤路熙河路等地区同样水草丰美，就是河西两路也比北方荒凉的沙漠戈壁地带强。

但论重要性，无疑还是陕西北路，朝廷置了熙河路、湟州路、河西两路、灵夏两路、河套两路、府麟路九个缘边路，但真正的备战区却是在灵夏两路、河套两路与府麟路，五个备战区全部在陕西北路，同样，大多数精兵猛将也在陕西北路，大规模的军事建设包括阴山的那道长城，更是在陕西北路。

朝廷经过高滔滔同意，以韩缜判延州兼陕西北路兼缘边五路安抚经略使。

这是高滔滔对韩家的看重，一韩二吕，韩家在宋朝官宦世家中名望最高，虽然韩缜与王巨关系不错，但王巨休想能控制韩缜。一是掣肘王巨，二是拉拢韩家。

孤儿寡母的，有所担心是很正常的。

但文彦博进入朝堂后，朝堂局势必然会逐渐恶化，不过没有了司马光，恶化的速度不会那么快，如没有意外，能拖到明年年底，因此王巨给蔡确两条提议。

第一条没有必要招惹高滔滔反感，第二条请坚持到明年年年，因为北方边防建设的大约得要延续到明年秋后，才能完善。如果蔡确离开相位，后果那就糟了。

然而很多事情非是王巨能算得到的，二月到了，吕公著病重去世，他的任命，导致一些旧党大臣重新抬头，不过其本人也算是合格，任劳任怨，不过吕公著一死，蔡确拉拢的意义也就没有了。

高滔滔便强迫中书下诏，将文彦博改为右仆射兼太师加平章军国重事。

王巨便写了一封奏章递到朝廷，说从明年起国家财政能出现大规模盈余了。

原来的陕西五路全部安定下来，正式进入太平时光。其他数路也在继续开发中，如果能保持前几年的状况，宋朝每年各项财政收入能逼近两亿，折成新贯，也能达到一亿四五千万贯，再加上没有宋夏战争的拖累，那么每年可以盈余五千万新贯，扣除一千余万贯国债，还能盈余近四千万新贯。

这个盈余太庞大了。

因此要适度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这个用之于民，不是送钱帛给百姓，那么送的最后还是落到有钱人手中，贫困百姓依然嗷嗷待哺，或者养了一群懒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