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叫弗兰克。”诺里斯教授说，摘下眼镜擦了擦，把它摆在桌子上，“他是我的一个朋友，很好的朋友，在……”他又拿起眼镜，细致地擦拭着已经很干净的镜片，含糊地补完了这个句子，“在英国去世的。”

我不安地在椅子上动了动，我果然问了一个极不合适的问题，“我很遗憾。”

“嗯。”他轻轻地发出一个单音节，“我回来之后----我是在1946年春天退役的，如果没记错的话----去了一趟新奥尔良，去拜访他的母亲。康奈尔太太给了我这些照片。她似乎很高兴有人来陪她说说话，不停地对我讲她的儿子小时候是怎样一个‘惹人喜欢的小混蛋’，我总算知道弗兰克的语言系统是怎么建立起来的了。”

“你同意吗?”

“同意什么?”

“‘惹人喜欢的小混蛋’这一部分。”

“是的，完全同意。”他又微笑起来，我觉得自己短暂地瞥见了二十年前的戴恩·诺里斯，“弗兰克是个迷人的混蛋----让你恨不得把他推进海里淹死但又不舍得这么做的那种。”他叹了口气，收敛了笑容，“我花了许多年才能像现在这样轻松地谈起他，我想念他，上帝，你不知道我有多么想念他。”最后几句话几乎变成难以辨认的自言自语，他似乎想起了什么，又匆忙补了一句：“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知道。”我说，虽然我不是很确定。诺里斯教授更像在谈论一个情人，而不是朋友。我移开视线，看着相架里的“弗兰克”。他的蓝眼睛带着一种恶作剧般的促狭，还有流氓似的满不在乎的神态。我无法想象这样的人该怎么和诺里斯教授和平相处。“最好的朋友”?

“您说您是个工程兵。”我冒冒失失地问，“对不起，我不是有意刺探，但退伍军人和政治学教授之间的差距实在太大了。”

我以为他会说“这也是个很长，很长的故事”。但他只是点点头，简单地回答：“这就是杀了弗兰克的东西，政治，国家，某某主义，某某学说----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这里面大概没有多少理性可言……”他摊开手，半开玩笑地说，“反正我就在这里，帕特，掌管着你的期末成绩。”

“那我有可能拿a吗?”

“凭你糟糕的作业和期中考试成绩，不太可能。”

我尴尬地抓了抓头发，没有回答。诺里斯教授把相架摆回原位，站起来，提起他的小公文包。我跟着他走出去，教授锁上门，我们一起穿过阴暗的过道，走进六月份和煦的阳光里。灌木丛刚刚被修剪过，散发出新鲜植物汁液那种略带苦涩的清新气味。我们沉默而漫无目的地走着，诺里斯教授一直看着前方，我却不时打量他的侧脸，很奇怪的是，他在明亮的阳光下反而显得忧愁疲倦。他的额头和眼角都有细小的皱纹，衣领上沾着忘记拍走的粉笔灰。有那么几秒钟，我差点忍不住伸手替他抹去那些白垩粉末，但终究没敢这么做。

“你不会相信的，帕特，刚回国的头两年，我简直是一个神经质的怪物。”诺里斯教授忽然说道，把公文包从左手换到右手，“不愿意出门，不愿意和任何人说话。听到汽车喇叭声，甚至咖啡壶的呜呜声都会吓一跳。”我瞪大眼睛看着他，教授眨了眨眼，似乎觉得我的反应非常有趣，“‘战争病’，他们是这样称呼它的。我的母亲一直敦促我去见神父----我是天主教徒，至于现在还是不是我不是很确定----可是那时候信仰似乎也帮不了我，直到我独自搭火车去了新奥尔良。说是去看康奈尔太太，但我把大半时间都花在闲逛上，去看他跟我说过的那些田地和树林，还有夏季巡回游乐场和安东尼舅舅的小飞机。我回到那幢房子里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我帮着康奈尔太太把两张扶手椅搬到门廊上，我们坐在那里喝柠檬水。我不知道该怎么描述，我觉得他似乎就在那里，随时会从碎石路拐角处出现，或者拿着淡啤酒从客厅里走出来。”

“应该是从那天开始，我就相信他已经回家了。”

我们走到停车场。教授拉开他那辆灰色福特的车门，把公文包丢到副驾驶座上，“好了，你该回去了。”他说，一手扶着车门。

我吞咽了一下，“你爱他吗?”

“是的，他是我的朋友。”

“不。”我费力地寻找着词汇，紧张得喉咙发紧，“另一种……爱?”

他看着我，没有回答。许久，才抬手拍了拍我的肩膀，“回去吧，帕特，周末愉快。”

我站在原地，看着那辆老旧的福特从视野中消失。这是我最后一次和戴恩·诺里斯教授谈话，在此之后我许多次回忆起那双似有所语的棕色眼睛，试图揣度他的回答。在撇去戒备、悲伤、温柔和痛楚的浮渣之后，每一次我都更肯定他是在说，对，我爱他。

顺带一提，他最后真的只给了我一个b-，但这没有关系，毕竟米娅已经答应和我去看电影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