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路。我们在上文已经看到，整个的性活动的过程，包括婚姻的一路在内，是崎岖蹭蹬，随时随地可以发生危难，对于神经有病态的人固然如此，对于身心健全的人也未尝不如此。这其间的原因当然不止一端。性冲动的发育比其他冲动的发育完成要来得迟，即在发育开始得比较特别早的人，其完成的期限也必在其他冲动之后；这是一点。性欲之所以为一种冲动，是有时期性的，或季候性的，而冲动之来，又自有其强烈的冲击的力量；这又是一点。宗教、道德、法律、习俗对于性冲动是最不放松的，它们合起来在性领域的四周安排上许多道的藩篱，不让它越雷池一步；这是第三点，并且是很重要的一点。埃氏这一段议论当然也是适用于一般的文明社会的，不过就中国而论，第三点的适用程度究不若基督教统治下的西洋社会为甚，一样是束缚，礼教的总不若宗教的那般严密。这种程度上的差别是要我们体会的。因此，我们对于性冲动的整个的过程，最需要的是一番卫生与防微杜渐的看法与布置，要应付得聪明，要随在地警觉，一刻不能松懈，因为若有疏虞，前途所演成的困难与纠纷，往往非医学所能完全排解。我们不能不把性的冲动看作一股力量，好比发酵的力量一般，这不止是一个比喻，恐怕也是一个事实，自生理学发达以后，这方面学者的见解确已渐渐地公认性冲动是一种体内的发酵作用，由不止一种的强有力的酵母发出，而其表现的方式又可以变化无穷，有健康的，也有病态的，有正常的，也有反常的，有时候并且可以反常到一个程度，教我们几乎看不出来它和性欲有什么关系，不过无论方式如何，有一点是相同的，即：我们尽管可以在相当限度以内加以控制，加以利导，但决不能把它完全抑制或抹杀。这样一个对于性冲动的观念，把它完全看作一股动的力量，而不是静的事物，虽若比较的新颖，其实前人也早已隐约地看到，精神病理学家安斯蒂（anie）在五十余年前已经运用过这个看法来解释不止一种的精神病态，这几种病态后来大都叫作精神衰弱（henia）；安斯蒂是一位早年的精神病理学家，也是一位妇科专家，埃氏在这里称引到他，是因为他在五六十年前所著的一本《神经痛》（neuralgia）里，已经看到性欲是一个富有动性的东西。埃氏在他的《研究录》里时常征引到他，并且把他推崇得很高，认为他最后来弗洛伊德的升华论的一个前驱。兴登（jaon）也曾经把它发挥过，特别是在若干道德的方面；后来在自动恋的观念里也有它的成分，假若性冲动不是一段内在的活力，自动恋的种种现象自无法解释；到了弗洛伊德，不用说，这观念更遇上了一位能手，弗氏更把它发挥得曲尽其妙。

我刚才说，性冲动是“一些强烈的酵母的发酵作用所产生的一种动力”。这说法还失诸模糊隐约。如果我们要为它下一个更准确的界说，我们不妨换一种口气说：性a的人格是建筑在一个三边而有密切联系的三角之上的，这三边是大脑、内分泌系统和自主神经的机构。自主神经机构是比较在背景之中而不大显露的，但其重要性似乎不减于其他两边。不妨在这里说明一下，这机构包括消化系统、循环系统、呼吸系统、泌n系统、许多的分泌腺以及这些系统所附带的中枢神经核。这个机构所管制与调节的可以说是生命的全部的基本功能。在心理学者中，耿泼甫（kempf）对于行为中自主的因素，一向认为极有意义，未可等闲相视，因为我们行为里有此成因，所以在生活环境之中，我们会发生他所称的两种富有驱策性的动作的趋向，教我们或取或舍，或趋或避，可以分别叫作趋利的强制（acquiive　pulive　pulsion）；这两种强制的动作大部分是归这自主的神经机构负责的。我们的动物界的祖先很早就有这个机构，因此，遇到危险，就知痛苦，因为要解除痛苦，就知所舍弃，知所闪避，及舍弃及闪避成功，痛苦就可以解除，生命借此得以维持延展，于是这些动作的倾向以及主持这种动作的机构得以保留而传授给高等的动物，并且终于传授到我们身上。耿氏著中自主的若干成因》（tory）。这一番见解可以帮我们的忙，把身心两方面的因果关系联系起来，而教我们了解为什么一个个体在活动上归根结底是一个单位，一个分不开的基体。它还帮着一种忙，就是教我们对于所谓“意志”，所谓“情欲”，或总起来所谓“欲”，即精神分析派所称的libido，或哲学家讲到性冲动的时候，喜欢引用的“志”，就是叔本华（hopenhauer）所说的“志”（will）——从此可以有一个更精确的观念，英国文学家卡赖尔（carlyle）很早也说过：“我们所听说的各位上帝里，唯一也最著名的一位也就是德国文字源流家格瑞姆（gri）所能考见到最早的痕迹的一位，那就是叫作意志的上帝了（god　od　will）。”

第六讲　性心理学（3）

弗洛伊德，从1912年以后运用他那一支生动灵活的笔，对于因性生活的困难而足以引起神经病态的各式各样的条件与环境，都曾加以仔细的探讨；而他这一番探讨的结果，比起别人的来，要特别地见得有意义。因为，他虽然是精神分析派心理学的一位开山祖师，其见识比较广博，议论比较周密，往往处一个超脱的地位，而不落一般精神分析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