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锋通过他网上公布的帐户直接转给他八千块钱，他说他现在是某小营企业的销售副总，手里有些余钱，先转给他八千块让解决燃眉之急，以后有需要了他再支持。

杨晓辉非常感动，下定决心重开他的劳工服务部，无论面临多大困难，他都要坚持下去，因为他的行动代表了亿万打工仔打工妹的心愿。

他的讲述简洁精练，虽然他的生活经历很曲折，但他没有任何煽情的语调，无论是说窘迫的生活，还是虚无缥缈的梦想，他的眼神都散发着自信和微笑。这是一个充满激情的社会活动家，如果国家允许用这个词语表达的话。

徐虹听了杨晓辉的讲述，深受触动，她身为律师，亲手处理过几起职工维权的案子，非常明白劳工组织对工人的影响有多么大，有一起案子她到现在还记忆尤深。

那起案子，被告工会主席与原告职工同时站在了法庭上，她作为职工的律师出席。法庭上，她问工会主席一句话，只是一句话，“你是代表职工的利益还是代表资方的利益？”她的问题让工会主席哑口无言。法庭当场宣布工会主席身份有异，不能代表被告方出庭。

工会主席天然就该是职工的代言人，到了法庭上竟然成了公司老板的代言人，因为这个工会主席不是工人选出来的，而是公司董事长任命的公司高管，所以他要代表老板的利益。

徐虹很清楚，这种现象非常普遍，所有国家行政机关及企事业单位的工会主席几乎都是单位一把手任命的，没有一个工会主席是真正通过工人投票选举选出来的，因为各级工会本身就是国家行政机关，所以各单位也是如此。

在劳资纠纷中，工人几乎都是弱势一方，这时候，如果工人背后有劳工组织的强力支持，对工人权益的保护当然非常有力和有利。但是，现状是，工会只是在国营及大型企业建立，并且名不符实；沿海发达地区众多私营企业很少建立工会组织，即便有也是走样变型。

工人如果想自行建立劳工组织保护自身利益，对不起，地方民政部门不同意，国家认为已有工会存在，其他劳工组织都是不需要的。

徐虹关切问：“你现在的劳工服务部还顺利吧？”

杨晓辉说：“当然不顺利，还有很多麻烦。那些街道办的工作人员看着我们就象防贼一样，生怕我们组织工人闹出事来。宪法规定，工人有罢工的自由，可是在这些政府部门看来，工人罢工就是闹事，就是破坏社会和谐稳定。

工人如果只是个人受到损害，他可以起诉工厂老板，可是，如果是整个工厂的工人利益都受到了损害呢，工人们就不能集体抗议吗？

我是农村出来的，我知道我们这些打工仔打工妹在大城市的社会地位有多么低，我们从不想争取多么大的利益，更不想不劳而获，我们只想获得我们应得的报酬和尊严，因为我们付出了辛勤和劳动。即便这样最低最基本的要求，在某些人看来，也是大逆不道的事情。”

他忍不住发牢骚说：“我学过历史，解放战争时期，那些煤矿工人、铁路工人、纺纱工人、码头工人，他们罢工也好，闹事也好，书上都是用赞美的语气，尊称为他们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战士，对他们的抗争行为大书特书。

但是到了现在，那些下煤矿的工人、纺织厂的女工、电子厂的工人和码头车站的搬运工都变成了农民工，变成了打工仔打工妹，谁也不认为这些农民工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战士，他们前面加上‘农民’二字就变味了，充满了歧视和轻蔑的味道。”

徐虹深知这方面的社会弊病，不要说职业平等了，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都做不到，国家在发展，社会在进步，终有一天会达到这样的文明程度。这是不是她要考虑的问题，她也无能为力，她只是想问她感兴趣的事情。她提出第一个问题：“我记得，你邀请我帮大张村的张大伯打官司时，你自称是三农研究会的会长，这么说你并没有建立过这样的机构？”

杨晓辉慌忙解释：“我以前是发起过这样的机构。我在大学的时候，跟一些同学发起成立了三农研究会，三农研究会的宗旨是‘发展农村经济，保护农民利益，提携农村青年’。

当时，我们的会员有几百上千人之多，分布在全国各地的高校。我们组织三农志愿者，到农村调研，体验农村生活，报导农民呼声，我们的影响很大，许多高校都建立了三农研究会，一些老教授和社会知名人士纷纷发言支持我们的行动。但是现在，我已经毕业好几年了，早就不再从事三农研究会的工作了。”

徐虹接着问：“为什么你放着深圳劳工服务部的身份不说，非要说你以前在大学的身份呢？你是不是觉得以前的名头比较响亮？”

杨晓辉说了实话：“我这样做，其实都是张锋教的。他说，我的劳工服务部主要是为城市打工者服务，又是在深圳大城市，而大张村的张大伯是在归德市的农村，两者离题太远，不容易说动你，如果换成三农研究会就合理多了。”

徐虹：“你一直在深圳工作，怎么会突然想到来归德农村替老农民维权呢？该不是也是张锋建议的吧？”

杨晓辉：“可以说是。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我虽然在城里工作，但一直关注农村农民的新闻。大张村村民起来抗争后，网上传得很厉害，我们很多人都看到了。刚开始我只是在内心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