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况，司马迁在《史记》里明确地说了李蔡的人品差，原文是“蔡为人在下中”。司马迁和李家的关系众所周知，就连他受腐刑也是为了帮李陵说话，所以司马迁若说李蔡人品差，那肯定是真的差了。但司马迁又没写任何事情来证明其人品差。若李蔡是弄权枉法、贪污**，他完全可以记录，之所以不记，说不定李蔡做的，正是一件不能记录的、隐秘不宣的事情，在这件事败露后，李蔡被汉武帝迅速找借口除掉。而他的侄子李敢，则很可能是这个事件的牺牲品，李敢的死正是这件事情的转折点。

那么这件事情究竟应该是什么？我觉得应该与夺嫡有关，因为，除非是太子受到直接的威胁，霍去病为了任何别的理由，都犯不上直接出手去杀李敢，何况还是风险如此之高的仓促出手。

而《史记》里的三个“不写”，则构成了我的“证据链”。首先《史记》没有写李蔡到底是做了什么才得到如此差评。其次《史记》没有写李蔡之死的时间，要看《汉书》你才知道原来是如此敏感的一个时间点。第三司马迁记载汉景帝的十四个儿子时，都记下了他们的母亲是谁，包括位分较低称“姬”的；但是到了汉武帝这里，却提都没提皇三子和皇四子的母亲是谁，直到《汉书》，班固才记录了他们的生母是李姬。

——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史书里不写什么，往往比写什么更耐人寻味。这三条很像是司马迁故意不写的，说明其中可能有隐情。在跟李家有关的事情上，太史公多少有点特殊对待，这也是很多人都有的看法。所以，这个李姬很可能来自陇西李氏，而李蔡集团暗中有夺嫡的动作，最后因李敢被拔掉而阴谋破灭，李蔡迅速被汉武帝除掉，之后知情人也就缄默不言了。

以上是把我的猜测过程交代给大家，至于读者能不能够接受，那肯定是因人而异了。霍去病扶保太子的态度是史有明载的，他请立三位皇子为王的奏疏就载于《史记》，不难看出，在阴谋者谋夺东宫的计划已经破灭之后，太子方以这一手作为收尾是非常漂亮的，也非常符合霍去病不留后患的战场风格。

还有，除了《史记》里明确说了人品不行的李蔡，其他有名有姓的我没有写第二个坏人。因为我从史书里没有找到他是坏人的证据，我觉得自己不能硬把人家写坏。当然写小说也可以虚构一个坏人来推动情节发展，可是我想，只要情节的逻辑能够自洽，也不是非得有这么一个角色不可的。

（四）素材选择

本书在材料选择上的原则是：《史记》和《汉书》是不敢违背的；《史记》与《汉书》之间若有差异的，以有利于卫霍为准；《资治通鉴》及其他史书中若有与前两者相冲突的地方，均以前两者为准；史书以外的其他材料选择，以有助于把故事讲圆为准。

关于《史记》和《汉书》的不同之处，在汉武帝这一朝，还是值得好好分析一下的。因为司马迁是这一朝的当事人之一，有他的局限性，比如他写的汉武帝，与班固写的汉武帝就跟两个人似的。而卫霍的列传，《汉书》基本是照抄《史记》的。在这种大前提下，凡是二者有不同之处，正说明这是班固认为必须要改、不改不行的。而且仔细考察这些差异，《汉书》的说法都对卫霍更有利，所以本书在两者不一致的时候都取《汉书》。后文也专门附录了这些不同之处。

史书以外的材料选择，比如倒看北斗、酒泉御酒、柏梁联诗、神君现形、琴歌、霍去病名字来历，历来都有人说只是传说而已，我觉得作为小说，作者可以自由选择用还是不用。举个例子，柏梁台联诗，一般说法是柏梁台落成的时候霍将军已经去世，所以他不可能参加那次联诗，但是这种说法无法解释诗里面的“大司马”是谁，明明是一人一句诗，难道让卫青一个人联两句吗，根本不合理啊。

后来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关于柏梁台位置的研究文章，其中提到了柏梁台就位于昆明池边，是在开凿昆明池的时候堆土而成的。我觉得这个**很有说服力，确实完全可以先堆山，再慢慢的盖上面的建筑（即那些著名的承露金人之类）。史有明载昆明池是在元狩四年挖好的，那么土山应该也是那时候堆起来的，所以我就这么写了。其实，柏梁联诗的每一句，细品也都很有味，的确都扣着每个人的身份，从中能揣摩出不少东西，这也不像是伪作能有的高度。

再举个例子，封狼居胥之后的《琴歌》也有说是后人托名伪作，不是霍将军写的。但是我细品这诗的每一句，不折不扣是华夏兵家的情怀，伪作能有这个高度吗？还有人认为霍去病不见得有这个文采，我的想法是正好相反，霍去病太可能有这个文采了。因为华夏兵家历来强调的就是文武双全，《吴子兵法》论将，上来就说“总文武者，军之将也”。从写兵法的孙武、吴起、尉缭、李靖，再到留下著名诗词的辛弃疾、岳飞，华夏历代兵家有文采的多得是！再说《琴歌》其实也不需要多好的文采，受过《诗经》熏陶的西汉文化人，写出这样的辞句很正常，何况是接受过贵族教育的霍去病。

还要说明一下，有一条素材是我亲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