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还要按照户等高低, 轮流为朝廷服差役。其中州、县役主要有衙前、押司、录事等。乡役则有里正、户长、眷长、弓手、壮丁等。都是为朝廷办事, 需要承担一定职责的任务。

而这些差役中，不乏肥缺，都被上户占了个干净。那些苦差，则往往分给了中下户，闹得民不聊生。譬如“衙前”一样, 就是替官府押运贡物前往东京。不论远近，食宿都要自理，而且绝不能出半分差池。若有损毁，当役者还要照价赔偿。有些地方距离京城太远，动辄辗转数千里，只为押运一些根本不值钱的东西，闹的人家破也是有的。

这积弊，也有不少大臣提出，欧阳修和司马光都有奏本，阐述差役频频，扰得民间不得安生。轻者投献田产，寄身于豪富之家，冒称佃客；重者连家中田亩都不顾了，远避他乡，流亡隐匿。如此一来，还有谁肯安心种地，朝廷赋税又要如何收取？

故而在解决了“富国强兵”的大政后，赵顼最先想到的就是此法了。那些见朝廷缺钱，就肯慷慨解囊的百姓，不正要好生呵护吗？

听到这话，王安石松了口气，拱手道：“官家既能下定决心，臣自义不容辞。”

他别旁人更怕天子退缩。毕竟现在朝廷有钱了，矿山、盐田、商税三样，加起来都要超过田赋所得了。而这些，还都能牢牢掌控在天子手中。若是天子因此心神安逸，不愿再冒险革新，他在三司条例司中的谋划岂不竹篮打水一场空了？如今有了国债兑付的激励，能让天子下定决心自然是最好。

然而心中激荡，王安石还是不免道：“只是这募役法如今唯有总则，议定还要些时候。豪富之家难免生出怨言。若是众议汹汹，还请官家以民为重，不为小人所动。”

这次的募役法跟之前的确不同，是需要下放到各州县，让官吏们“论定”需要募役的金额的。如此一来，耗时更长不说，难免还会让那些豪富之家有了准备，群起攻之。面对这样的情况，就更需要天子的决心了。若是天子犹疑不定，怕是这法令连东京城都没法出。

此事赵顼心中哪会不知？然而又看了看手中的国债兑付记录，他恨恨咬了咬牙：“这些人哄抬国库券时，可没有半分犹豫。朕自不能让他们占尽便宜！”

在本朝，官户虽说还要交田赋，但确实是免役的，因而“差役法”对其只有益处，没有害处。但是改成了“募役法”，官户也必须付“助役钱”才行。如此一来，数不清的达官士族恐怕都要反对此法，届时闹出的动静，可就不是区区的“保甲法”、“贡举法”能比的了。

如今赵顼的确是不缺钱了，但是眼看着这些人侵占朝廷所得，还要害民，他如何能忍？而这点国债的获利都不放过，何况平日在乡里所为。他又岂能看这些人盘剥良善？

有了天子如此果决的答案，王安石心头大定。眼见年关将至，也该把这募役法公之于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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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这段时间，士林因“引力”一说纷争不断，但是老成持重的臣子，对此却不怎么关心。他们又不是靠经学吃饭的，对于这古怪的新学说更是不感兴趣。与之相比，天子和王安石的动静才更重要些。之前王安石提到的“贡举法”未曾正式颁布，但是太学改制已成事实，估计考过明岁春闱，就要落实了。连关乎仕途的抡才大典都能动，还有什么是他不敢动的？

因而在“募役法”正式出台时，在众人哗然之时，不少人也开始奋笔疾书，上谏直陈了。

免除衙前重役，可是连司马光和欧阳修都提过的。但是免役归免役，让官户、豪右、僧道这些原本免役之人掏钱助役，可就是他们万万不愿看到的了。若是士人跟乡民一样，都要掏钱才能免役，朝廷的体面又在何处？

莫说是这些朝廷忠臣，就连三司条例司里任职的苏辙都忍不住上本反驳，王安石可不愿看到自家阵脚大乱，立刻安排其出京巡视各地水利。

连弟弟都被赶出京了，苏轼自然也是大怒，就连赴宴时，也忍不住说一说国事：“自古役人必用乡户，犹食之必用五谷，衣之必用桑麻，怎能以他物充代？这募役的法子，实在异想天开，终会害民！”

说着，他对一旁正跟人窃窃私语的甄琼道：“凌霄子乃天子近臣，何不劝谏一二？须知这募役法若是施行，似你这样的道人，也要纳钱助役了！”

这募役法的总则就是“计产赋钱，募民代役”。也就是不再征调乡民，而是采取雇佣的法子，由官府雇役力。当然这个钱还是要百姓来掏的，就要按户等和家产计算多寡，征收入库。如此一来，岂不又给百姓增加了一重赋税？还有士人自来为官，哪有掏钱助役的？贫者要加赋，富者也要平白给钱，哪有这样的事情？

甄琼也是好久没参加这种宴会了，一直埋头写文，只盼能早些定稿，出版他的《造化论》。现在有了个底稿，正好拿来让人帮他瞧瞧。沈括可以修改错漏，李格非则能通顺语句，有这两人，他就不怕出丑了。

谁料正改着文，突然被点到了名，甄琼也是一脸茫然的抬头：“纳什么钱？”

“助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