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利用跨境企业参与非法牟利、恶性商业竞争，甚至做一些违法犯罪的事。”周怀瑾说，“我不能认同，尤其我当时还听说他有个私生子，这让我非常愤怒。这么说可能有点冷血，但刚一听说他的死讯时，我第一时间没有感觉到震惊和悲伤，反而开始思考该怎么利用这件事，最后，我选择用这种比较极端的方式揭开他的画皮，再把这件事栽赃到那个来历成迷的私生子身上，一箭双雕——我是这么计划的。”
“你回国不便，所以你还有一个帮手。”
“有，胡震宇是我的同学，也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他进周氏的时候隐藏了这一层身份，只有比较亲近的人知道我们的关系。”
接下来，镜头一切，向电视机前的观众们展示了证据——有胡震宇和周怀瑾利用暗号互相沟通的秘密邮件往来、周怀瑾雇“绑匪”时支付的凭条、“假绑匪”的口供等等。
“一般这种轰动一时的刑事案件，相关报道最少也都是几个月以后才会播，”陶然说，“这回情况特殊，媒体和周怀瑾准备时间都很仓促，周怀瑾能在不提他家那些‘亲生私生’烂事的情况下把话说圆，已经非常不容易了，我看他表现不错，是真想给他弟弟报仇。他这回不惜形象地抛头露面，咱们阻力会小很多——对了，检查我替你交上去了，我听陆局的意思，等这阵子风头过了就没问题了。”
骆闻舟脸上却没什么喜色，朝陶然一伸手。
陶然十分会意，往四下看看，从兜里摸出一盒暗度陈仓的烟，两个人好像逃课的大学生，一起鬼鬼祟祟地溜出了住院部，跑到一个僻静的墙角。
骆闻舟把拐杖扔在一边，吊着脚叼起一根烟：“内审怎么样？”
“没有进展，”陶然叹了口气，“每个人都从头到尾审查了一遍，真的跟审犯人一样，好在这回连你都直接停职，大家也都知道这事严重，比较配合——但真的没看出谁有问题，按照排除法来看，这内鬼恐怕只能是我了。”
“审讯周怀瑾的时候，当时能看得见监控的人都知道他说了什么，”骆闻舟想了想，说，“但是你告诉我，杨波在下楼之前收到了当晚跟踪他的几个兄弟的照片，这就有点奇怪了。”
市局去年为了规范管理，刚刚更换了针对外勤的“移动办公系统”，一项工作建档之后，如果有需要出外勤，需要在相关栏目下登记，发生紧急情况的可以回来补手续，不过要负责人签字，一般诸如盯梢之类不太紧急的，大家登记都比干活勤快。
针对杨波的盯梢是四个小时换一次班，刚开始有个值班表，不过到了具体干活的时候，同一组的成员之间经常会换班换得乱七八糟，骆闻舟有事一般只联系小组负责人，如果不登录办公系统查，连他都不知道当晚盯梢的是不是值班表上那几个人。
可杨波手上的照片信息确实十分精确的。
陶然点点头：“确实，知道那晚盯梢人都有谁的，要么是那个外勤小组自己的人，要么就是登陆过考勤系统。”
“有权利查看出勤情况的，整个刑侦队里只有你和我，以及局里各科副主任以上级别的领导们，”骆闻舟的声音几乎和他手指间冒出的白烟一样轻，“要么那个内鬼在我们这些人中间，要么有人黑进了我们花了大成本做的这套系统，而网监那帮人都是废物，居然毫不知情——你比较喜欢哪种答案？”
陶然觉得哪个听起来都挺让人蛋疼，疲惫地抹了把脸，过了一会，他又强打精神说：“还有两个比较好的消息，你听吗？”
骆闻舟指了指自己的耳朵。
“有胡震宇的配合，目前针对周氏的调查相对顺利多了，可能有他们三支公益基金涉及账目造假和跨境洗/钱的确凿证据，除此以外，他们还涉嫌在国内传播谣言、操纵市场、恶意抹黑竞争对手以及行贿。”
“经济案不是咱们主导调查的，”骆闻舟伸长了胳膊，往垃圾箱里弹了弹烟灰，“还有呢？”
“我还没说完――因为那边有了证据，所以我们请求境外协助——你记得郑凯风给他的打手发工资的那个神秘空壳公司吗？它以‘服务费’的名义，去年支付了一笔定金，前一阵又支付了一笔尾款，付定金的时间正好和董乾开始频繁收发邮件开始，而尾款正好是周峻茂车祸的第二天。”
骆闻舟愣了愣：“多大数额？”
陶然：“加起来有八位数。”
骆闻舟立刻说：“但我们没查到这笔钱。”
“订金数额不大，存在一个境外的户头上，开户的是一个空壳公司，负责人已经闻风跑了，但这家空壳公司曾经和董乾寄过东西，他们之间应该有联系。尾款暂时没能追溯到，怀疑是通过地下钱庄入境后，还没来得及付给董乾，周家那两兄弟就又是报警又是策划绑架案，让警方介入了调查。”陶然说，“周峻茂出事当晚，杨波作为董事长秘书，曾经打电话给周峻茂的司机问候闲聊，司机说他好像在那通电话里透露过周峻茂坐的是什么车——另外，我们在郑凯风的燕城别墅地下室里找到了手工炸弹的制作工具。”
骆闻舟轻轻地敲着自己的膝盖：“你的意思是，郑凯风和杨波合谋，一个买/凶，一个当内线，策划了周峻茂的车祸，之后郑凯风知道事情可能败露，想带上杨波仓皇出逃，结果被我们堵了，于是启动了事先装在货厢下面的炸弹，打算同归于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