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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房价更残酷的危机在人们的盲动中逼近

“只有孤独地迷失上千次者，才能重回故里。”——纪伯伦-

文/王育琨

城市居民对房价的高涨既恨又爱。当名人任志强给出了一个简洁的判断——历史证明所有的房价永远都是上涨的，网上立刻骂声一片。任志强的预言既来得残酷，也进一步坚定了不少人投资房产的热心和雄心。

其实，残酷的不是房价。比房价更残酷的是一场深刻危机正在人们的盲动中逼近。

凝结在楼市上的危机

根据建设部的最新统计，截至2005年底，全国人均住宅建筑面积26.11平方米。其中，上海为33.07平方米，北京为32.86平方米。而日本的东京只有15.8平方米。东京的人均gddp刚超过5000美元，而居住水平却早已是东京的2倍！对此，或许人们通常会认为，中国人住得好一点有什么不好？这说明我们的发展成就和体制的优越性！与这种认识相反，我却从中看到了我们的无序和危机！

一个人、一个公司或一个国家，所能够支配的东西归根结底不会超过你所拥有的。当一个人在打牌、网游、侃大山上花费太多时间，他在苦读、冥思、劳作上花的时间就一定有限；当一个公司在仿制、回扣上花费过多心思，它在研发、设计与品质管理上花费的时间就一定少；当一个国家在广场、门面工程、居住上花的时间过多时，他们花在劳作、创造、研发上的时间就必然有限。

当然也有例外。如果你是皇帝，你可以从自己的子民那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如果你是英特尔或微软，你可以借助垄断技术而形成垄断利润，左右行业走向；如果你是美国般的超级大国，你可以借助种种手段让世界的资源拼命往你那里涌。

可是，如果你和我一样仅仅是个平常人，你的公司没有多少自主知识产权，并且在列强虎视眈眈下一步步成长，你就没有资格在生活方式上学习美国的高能耗，你就不得不学习日本人与韩国人的辛苦与坚韧，或者来一点欧洲人的节俭与简约，这样你才能在自主创新上花费更多时间，创造出更多世界独一无二的东西。

构成一国和一个地区竞争力主干的只能是在区际和国际间流动的产品和服务。所以，当一国居民把财富都凝聚在住房上的时候，这个国家的居民就危险了。因为靠这种方式积累的财富，只会给世界上其他国家创造重要市场，却不会给自己的长久竞争力增添砝码，反而会直接削弱竞争力。

在一个全球扁平化的时代，所有国家都加入到同一个竞争体系中来。全球化流动的产品和服务，并不因为你来自发展中国家，消费者就愿意为你的高价格埋单；性价比不如人，你的产品和服务就没有市场。

日本人不是天生就喜欢龟缩在笼子里的，韩国也早就规定一个家庭只能拥有一套住房，而我们著名的经济学家，早在几年前就鼓吹中国城市居民开始了拥有第二套住房的时代。在人均gdp高我们几倍的东京等城市，居民的平均居住水平却大大低于我们。我们有理由作出判断，我们的居住条件超出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规定性，超出了国力所能承受的范围。一种浮躁的、封闭的小农意识，左右了我们的舆论和导向，使得我们把所有的财富都往住宅上砸。这样的整体结果，必然是降低中国公司的竞争力。

从生产要素全球一体化配置的视角来看楼市价格，就有了一种危机感。

或许纪伯伦的预言正是中国房地产的宿命，“只有孤独地迷失上千次者，才能重回故里。”

被误解的住房需求

市场化是一套复杂的体系，如果你的体系不完备，你的市场必定是无效的。住房商品有着双重规定性，它既具有经久性、单件性、固定性等自然属性，又具有满足人们居住需要和财富增值的社会属性。尤其是它的社会属性，更是一切问题的焦点所在。

作为基本居住的消费需求，属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范畴，是一个与经济发展水平动态高度相关的变量，并不出自政府的恩爱或是民众愿望的强烈程度。联合国有个人权公约，包括基本人权和经济人权，享受基本住房服务属于基本人权，是任何一个签约国家的政府都必须承担起责任来的，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政府可以完全推托掉这方面的职责。就是高度市场化的美国，政府也保留着约占住房资产总量11.5的廉价出租公屋，以解决居民最基本的住房消费问题。

而中国的情况是，政府从这一块责任中完全退出了，都交给了市场。一种对住房需求简单化的理解，使我们错把简单的市场化当成了万能解药，住房需求问题被严重的忽视和误导了。调控住房投资品市场，不能拿住房服务市场上的诸多价值尺度来度量；而改善住房基本服务的供应，也同样不能从价值最大化的投资品市场上寻找根据和途径。住房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胶合在一起，由此导致一系列的混乱和无序。

1980年邓小平把住房改革提上议程时，城市人均住房面积不到4平方米，上海平均2平方米，而住房改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双轨制时期，各企事业单位，都以膨胀本单位的住房需求为己任。于是国家果断引进市场机制，全面实现了